王光美亲述：我所经历的时代风云

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他本人不作为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建议的决定》。

1959年四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光荣当选为我国的国家主席。图中展现了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主席一同走出会议厅的场景。

2008年11月11日，我们迎来了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的重要时刻。

1998年的夏日，我有幸对王光美进行了采访，聆听她讲述那段“文革”的往事。基于这份责任，我着手撰写一篇文章，这不仅是对那次采访的深刻回顾，亦是对刘少奇与王光美二位的深切缅怀。

01

王光美与江青的特殊关系

刘少奇同志究竟在何时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将在我国掀起？

王光美在回答此问题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难以自抑。“在‘文革’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少奇同志事先对此事一无所知。”

王光美的言论让我深感震惊。需知，自1953年开始，中共中央便划分为一线与二线，刘少奇同志担任一线职务，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尽管诸多关键决策仍由身处幕后之毛泽东亲自定夺，然而在决策流程上，尤其是在1960年代，随着一线实权的显著增强，毛泽东在全局部署上已难以避开由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与政治局会议。（金冲及 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1998年，第743页、第838页）

在1960年代，我国政治格局的形成尤为显著。具体而言，刘少奇同志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协助下，全面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负责领导国务院的行政事务。在此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亦需向刘少奇同志请示汇报。

刘仅就重大事项向毛泽东汇报，并请其提供意见或作出决策。若毛泽东不在北京，除非问题极其重大，刘可先与在京的常委进行商议，随后对其他问题可即时作出决断。

左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毛泽东、邓小平、彭真。

王光美对我说：自延安迁至北京，中共中央便确立了这一惯例：“主席缺席，则由少奇代行。若主席与少奇皆不在，则由总理代为履职……总需有人镇守要职。”

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启动“文化大革命”的？又或者说，他是如何突破中央层级，引发针对党内“走资派”的广泛“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向我透露，刘少奇敏锐地察觉到政坛中悄然涌现的异常迹象，这背后正是江青自1963年起对文艺工作的突然重新关注。

此份独特信息，源自于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国家主席夫人之间，就着装搭配所展开的一次私密交谈。

1963年春，王光美将随同刘少奇一同出访印尼及其他四国。鉴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的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前往上海选购出国所需的服饰。

彼时，江青恰逢在上海。她便以行家的姿态对王光美指点道：在着装方面，应追求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优雅，切忌过于炫耀华丽。

王光美素来对第一夫人怀有敬意，因而谦逊地表达，她将悉心采纳江青女士的宝贵建议。

江青在与王光美分享她对出国服饰的看法后，接连不断地指责中国文艺界陷入了“封资修”的泥潭，形势已愈发严峻；她甚至荒谬地诬称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历史上曾是一名“叛徒”。

王光美回到北京后，立即将江青的言论详细地报告给了刘少奇。然而，刘少奇并不赞同江青那所谓的“异端言论”，对于江青的态度也显得颇为漠然。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及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对江青的态度始终是既充满关心与尊重，又不拘泥于个人得失。

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

“规定明确，她是秘书。”

“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

“毛主席对她一向管教甚严，从不许有丝毫马虎。她若偶尔随意与我谈论，主席便立刻来电指出：此言不当，所言有误。”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针对江青那种“闻风而动”的“热心肠”个性，王光美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一切，需追溯到1961年毛泽东挥毫泼墨所创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因“大跃进”的失利而陷入了困境。为了抵御外敌可能的入侵，全国各地加强了民兵的培训与演练。就在当年的二月某日，毛泽东询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加入民兵组织。小李随即拿出自己手持枪械、英姿飒爽的操练照片呈给毛泽东过目。

毛看后喜，挥七绝。

“英姿飒爽，手持五尺长枪，曙光初现，映照着演兵场上的英勇身影。中华儿女胸怀壮志，不慕华丽红装，更偏爱坚毅的武装。”

毛泽东在赠诗给小李之际，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年轻人切莫效仿林黛玉，当以花木兰、穆桂英为榜样！”

王光美曾言：“身为夫人，她自然看到了这首诗。我是少奇同志的妻子，她也向我提及了此事。”那时的江青，对王光美展现出了一种友好的态度。

令人惊讶的是，王光美与中南海众位夫人皆目瞪口呆，原来江青“自那之后便不再穿着旧日的裙装。她昔日……的着装风格，历来都极为考究”。

摒弃裙装仅是序曲，江青随后在服饰设计上又演绎出了新的奇思妙想。王光美曾向我透露：

“你将来若有机会看到她身着军装的影像，那并非始于‘文革’时期，实际上自1964年起，她便已身着军装。记得当年毛主席在十三陵观摩三军大比武之际，她就已经是军装在身了。”

国家第一夫人身着军装出席某项活动，宫墙之内其余夫人该如何自处？王光美无奈向刘少奇求教。刘少奇回应得直截了当：既然你们并未入伍，何须军装？江青若想身着军装，随她便吧。

江青身着军装，这仅仅是出于她“风声鹤唳”的个性吗？王光美所叙述的故事让我产生了诸多疑问：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政治玄机？据毛泽东对外的表述，1964年夏季——也就是江青换上军装观摩大比武的那个夏季——他与刘少奇的冲突正式拉开序幕。（逄先知等人主编：《毛泽东传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4页）

综上所述，毛泽东此次对江青针对文艺界所提出的批评给予了坚决的支持。

02

刘少奇严厉批评江青

王光美继而向我娓娓道来，江青以“文艺哨兵”的身份，是如何历经波折，最终登上政治舞台的历程。

为深入领会王光美的陈述，有必要先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一番阐述。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召开以来，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一线领导层之间，在文艺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取向问题上，呈现出显著且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应周恩来同志的倡议，刘少奇同志以中央名义批转了中宣部颁布的“文艺八条”，倡导文艺题材与风格的多元化，并坚决反对党组织对文艺工作的过度干预。这一举措迅速引发了文艺界的热烈反响，许多人欢呼雀跃，甚至提议将这“八条”镌刻于石碑之上，以作永久纪念。

1962年冬日，应江青的提示，毛泽东对文艺领域发出警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辈出，仿佛西风之势逐渐盖过了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重申警告：“舞台上，尽是些老生常谈的角色，诸如帝王将相、家仆丫鬟，……那些陈旧的角色实在不够新鲜。”“是时候摒弃陈规，追求创新了。”(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第1330页)

然而，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虽积极推崇现代戏剧，却并未对传统剧目实施禁演。文化领域的多元化方针，与一线领导人所倡导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相呼应，正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

江青曾向王光美挑明。“若主席不便直言，便由我来代为发声。若所言得宜，便算主席之智；若有谬误，那便是我江青之过。”(黄峥撰述：《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299页)

事实上，毛泽东安排江青介入文艺领域，不仅是一种灵活多变的党内斗争策略，同时也可能触及到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问题。

王光美回忆着，对我说：

江青自此开始掌管文艺界，她专注于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并推动现代样板戏的发展。她将来自上海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主席将其命名为《沙家浜》。……而《红灯记》原本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被她进行了改编。（注：王光美之所以如此表述，或许是因为刘少奇在1963年应周恩来之邀，对哈尔滨京剧院基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出了史实修正的建议。至于江青所采纳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方面基于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京剧《红灯记》一经亮相，江青便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仅凭一观一听，便将此剧视为自己的资本。”或许江青对剧中个别字词进行了微调，毕竟她深谙京戏之道。”

王光美向我透露，江青在督导样板戏的过程中，对文艺界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且言辞犀利，以致中央高层听取了她的工作汇报。刘少奇曾亲自与她进行交谈，询问她具体有哪些意见。毕竟，文艺之事错综复杂。然而，江青并未多言。不久之后，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会议，特别邀请江青与会。

刘少奇与江青的会面内容未曾留下任何记载。然而，王光美透露，在那次会晤中，刘少奇对江青提出了批评，指出她在上海与王光美探讨文艺界事务时表现出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并强调今后需引以为戒。

江青在“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批判性发言，亦显露了端倪：“对于刘少奇的了解，我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我曾向他陈述文艺界种种杂乱无章之事，然而他并未作出任何回应。”(刘振德著：《跟随少奇同志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964年1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文艺工作会议”，该会议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记录。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

众多共产党人热衷于推崇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费解的奇事吗？

在此次会议中，刘少奇巧妙地将毛所急于处理的“主义之争”淡化处理，将其归结为“不过是颂扬古代而非今日，以及颂扬外国而非我国的议题”，且屡次称赞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提出的“见解独到”。

周扬的观点究竟如何？周扬明确指出：文艺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认识上的偏差；“大跃进”时期对文艺的领导手法过于简单且粗暴，我们当前不应予以效仿。

江青在会议现场立刻反驳道：“资产阶级对待我们的态度，尤为粗暴！”

江青鲜有人关注。

邓小平在发言中坚定地表示：我对少奇、周扬的讲话表示全力的赞同。

因此，文艺界只需致力于工作的优化，无需引发一场批判的风潮。（胡尚元：《“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次重要批示》，《文史精华》期刊，2004年第4期）

更令人瞩目。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及周扬，多次敦促对江青提出批判，并明确指出，毛泽东亦认为该剧本——吴晗创作的京剧《海瑞罢官》——“相当恶劣”。（遭受江青的指控，涉嫌与“七千人大会”之后出现的“单干风”以及“翻案风”存在关联）依旧秉持着敷衍塞责、拖欠债务不予偿还的消极态度。

毛泽东曾对江青负责中宣部文艺工作一事及召集部门领导会议的行为，事先已对周扬有所指示。江青看问题很犀利。

江青曾向林默涵副部长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

中宣部接连展现出的坚定立场，让毛泽东感受到了一种中宣部似乎无所畏惧的氛围。（陈化等编著：《回顾“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4页）

而且，王光美也曾就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发表过看法，她在某些场合私下里说道：“听闻在此事上，众多人士尚未达成共识，意见各不相同。”

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03

江青争做“新名人”

1964年2月3日，恰值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文艺会议”满月之际。

中国剧协虽未察觉形势之严峻，却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协会发出邀请函，建议来宾着装得体，女性宾客以裙装为佳。晚会现场未摆放政治标语。在谐趣节目中，男演员身着芭蕾舞短裙演绎了《天鹅湖》，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深情拥抱等。舞会中，主持人用“女士们、先生们”的称呼，并带领大家跳起了美国水手舞、伦巴等舞蹈。

顾工，《解放军报》编辑。（顾城之父），秉持“战士的责任担当”，勇敢向中央举报了“文艺领域中的腐败之风”。

此事瞬间激起了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

“将那些从事戏曲表演、诗歌创作、戏剧艺术以及文学创作的从业者，尽数驱逐出城，让他们全数归乡，否则，拒不提供饮食。”

毛泽东于6月26日，对江青有关文艺界“对我们经济基础造成破坏”的言论，作出了罕见的亲笔批示，称赞道：“讲得好。”（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7页）

6月27日，毛泽东于江青呈递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案中，运用其独到的锐利言辞，猛烈击打。

十五年来，文联各协会大多未能切实遵循党的政策指导，……而近几年来，更是险些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基于“近几年来”的观察与体会，警示文艺界若不进行自我革新，恐将沦为类似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舆论阵地，吸引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从而引发政治动荡。(根据逄先知等人合著的《毛泽东传》，第1331页记载)

王光美回应毛“六二七批示”。史称“文艺批示二”并未发表过多议论，他仅向我提及，毛泽东当时曾有过一条指示，即“在文艺界培育新一代的知名人物”。这一信息促使江青产生了自己成为那位“新一代知名人物”的强烈愿望。

王光美的讲述始终围绕着江青的政治表现展开。她言道：

“那是一个夏日的1964年，江青听闻主席的教诲，强调要培育新一代的知名人物，自此她便开始积极争取各种亮相机会。她渴望崭露头角，因此，在‘文革’之后，有人批判她有称帝的野心。她显然也感受到了某些新的精神动向，于是便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对这些新思想进行了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

一、得益于康生、张春桥的协助，上海成功地对京剧《海瑞罢官》进行了影射式批判，此举标志着“文革”的序幕正式拉开。

二、在经历对《海瑞罢官》的波折争议后，加之林彪同志的支持，便诞生了那篇为“文革”吹响前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

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江青在“文革”期间具有一定的贡献。（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684页）首先，她所发出的这两炮，无疑也是着眼于打破“文革”前所形成的政治僵局。

04

刘少奇不知情《海瑞罢官》评价

王光美，你是否知晓，江青曾在上海暗中筹谋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姚文元亦在上海着手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罢〉》)在这段长达八个月的时光里，华东局以及上海市委的众多领导均对此事有所了解。

王光美的话语简洁而坚定：“对此，我们一无所知。”

我继续提问：《海罢》评论发表之后，少奇同志是否了解毛主席撰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启动“文化大革命”？

王光美回应简洁。“他并不知道此事。不单单是他，彭真也曾提及，连他自己也未曾了解。”

王光美对彭真的非凡身份进行了阐释：彼时，彭真不仅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之职，而且在他总书记休息之际，还代理总书记的工作。正如一句俗语所言，他的角色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系中央书记处一线要员，紧密辅佐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彭真并未参与《评〈海罢〉》的策划与撰写，这无疑意味着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均对此事一无所知，宛如身处迷雾之中。

这既说明《评〈海罢〉》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

事实上，在1966年十月会议中，毛泽东亦曾坦言：刘邓公开不秘密。(《毛泽东传》，逄先知等主编，第1449页)

王光美感慨地说：

我实难理解，为何《海瑞罢官》会成为众矢之的。该批判文章由江青在上海牵头组织撰写，主要召集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以及《解放日报》的姚文元共同执笔。

自筹备审查这部戏剧起，直至组稿完成并刊登问世，我们始终未曾得知，竟无人前来看望北京。即便是彭真，亦同样一无所知。

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文章，一经刊载于上海的《文汇报》，便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解放日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文汇报》同样享有盛誉，其地位堪比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是在那个时期，情况尤为敏感。

彭真曾询问，为何此事未经过中央审批？事关重大，竟无人知晓！

史料记载，彭真得知连刘少奇亦未察觉江青策划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罢〉》一事，他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坚持不懈的精神，作为中央一线领导集体的代表，展开了坚决的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罢〉》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夏日，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随后江青便责令陆定一及其他人士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然而，陆定一当众予以了坚决的拒绝。

1964年，毛泽东亲自将《海瑞罢官》纳入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名单，并下发给县团级单位，然而，由于中央层面未进行相关批判部署，此事最终未能实施。

1964年，应周恩来之邀，吴晗撰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其中明确指出《海瑞罢官》一文并无任何影射之意。

自《评〈海罢〉》于1965年11月10日问世以来，陆定一便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文过于牵强地将“七千人大会”之后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此做法疑似有意挑起事端，因而他选择支持彭真，坚决抵制这种行为。（陈清泉等：《陆定一传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至479页）

彭真担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陆担任副组长。吴晗则是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时的得力助手。若彭真对此背景毫无了解，实属荒谬之举。

何况，《海罢》即将付梓，张春桥为确保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暗中通气。

毛泽东于1965年9月，在公众场合对彭真提出质疑：吴晗的问题是否可以进行批评？（《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年版，第30页至第36页）

尤为关键的是，在《评〈海罢〉》一文发表次日，毛泽东便启程前往上海，并于11月17日抵达。他以此姿态稳固了上海，明确表达了对《评〈海罢〉》的坚定支持——毛泽东在上海期间，未曾对姚文元的越界之举予以批评。（逄先知等编著：《毛泽东传》，第1398页）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鉴于《评〈海罢〉》一文的发布违背了中央既定的规定，且明确指名批判了知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采用诬陷手段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争议，而毛泽东对此未作任何说明，彭真等人士便将《评〈海罢〉》视为与毛个人无关的事项，从而展开了所谓的“合法”抵制。

得知彭、陆二人下令禁止中央及北京市各大报刊转载《评〈海罢〉》一文，毛泽东勃然大怒，情绪激愤至极。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曾多次反复强调，他的愤慨源自于这样的情形：“当时，北京并未转载，而我在上海。”（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399、1468页）

毛泽东若在《评〈海罢〉》一文发布之后，不愿让彭真等人察觉他对该文的赞许，那么他大可不必在上海等待中央方面的两周反应，更不应准许江青在上海直接拨通电话，对林默涵直言：“你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了吗？有何感想？”（陈化等编撰：《追忆“文革”岁月》，第274页）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罢〉》，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

若中央一线保持顺从，此次“整风”运动将趋于缓和；反之，则可能变得更加激烈。

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罢〉》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05

“我对‘文革’起源不了解。”

王光美低声重复了两遍：“我实在不清楚，这‘文革’究竟是如何兴起的。真的不知道……”

王光美指出：“少奇同志对此一无所知，《评〈海瑞罢官〉》实际上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

我再次提出疑问：少奇是否多少预知到“文化大革命”即将来临？

王光美语气坚定地说：“少奇他不可能知晓。‘文革’的到来，才真正标志着‘文革’的开始。”

王光美所言，文革并非一场早已精心策划的运动，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历史变故。

可以说，“文革”这场犹如火山爆发的运动，正是由于极大的偶然性与极大的必然性相互交织，才酿成了这一独特的历史事件。

彭真公然反对《评〈海罢〉》一文的发表，并于1966年2月拟定了一份《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史称“二月提纲”)，王光美告诉我：

“所谓‘二月提纲’，系经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彭真同志向主席请示获准，最终由中央正式批转至全党范围内贯彻执行。”

在《评〈海罢〉》一文中，作者竟采取诬陷与造谣的手段，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及其坚实的群众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进而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核心所在便是“罢官”二字，此乃针对当代“海瑞”——彭德怀的政治平反之举。当时，彭真在同意转载《评〈海罢〉》的同时，亦在“二月提纲”中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述：

“在探讨的范畴中，我们应超越政治议题的局限，对涵盖各学术理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讨论。”

“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守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以理服人，而非效仿学阀式的武断与强势压人。”

整风“左派”错误。（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见第1385、1423、1518、1401页）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

“无论身份地位如何，皆不必拘泥，只需探寻真理所在，真理面前，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允许反批评。(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中共中央文件)

1966年2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批准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示，本次“学术讨论”应避免触及庐山会议的相关内容。（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第1402页）

在武汉得知消息，毛泽东了解到中央常委已批准了“二月提纲”，并且明确指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并无直接关联，强调讨论不应涉及庐山会议，因而被迫作出让步。他对彭真表示：“‘要害是罢官’，这一观点是康生所提出的。”康生闻言急忙回应：“这是毛主席的首创。”毛泽东则再次强调：“这是你康生的独创。”（《陈丕显回忆录》49页）

鉴于毛泽东并未即时对“二月提纲”表示异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在研讨或审阅彭真所起草的批语后，便迅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文件转发至全国。至于刘少奇当时对彭真所掌握的《评〈海罢〉》背后的情况究竟了解多少，时至今日，已难以确切知晓。

在姚文元因“二月提纲”发布而心神不宁之际，彭真坚信中央的法定程序已有效平息了争议，并明晰了是非，他轻松地向众人宣布：“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同时，他通过中宣部公开发问：“‘上海市委’的党性究竟何在？”“我们是否还需要党的纪律来规范行为？”（康生编撰：《大事记》一书。丛进撰写：《曲折发展的岁月》一文，第612页。）

点将需经中宣部批准，对错误的批判应参照中央报刊的指示，学术上的批评不应带上政治色彩。我们不应苛求剧本与作品毫无瑕疵，“对知名人士的批评，今后必须先行向中央汇报”，“那些企图通过批判他人来谋求声名、攀登高位者”，需警惕。对于过于激烈的斗争所引发的紧张气氛，亟需及时予以缓解。(3月规定，刘少奇、邓小平主)。（张化等人编撰：《凝望“文革”纪年》，第311页）

彭真与中央保持一致，自《评〈海罢〉》一文发表后，中央对其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发表该文前中央所作的两次明确指示，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此事进行了追责。那么，这难道仅仅是针对姚文元与“上海市委”的举措吗？上海市委及华东局的主要领导层早已向彭真同志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二月提纲”。？

刘少奇、邓、彭真等

须知，彼时党内的基本组织程序与纪律尚存，中央主要媒体亦牢牢掌握在中央核心力量手中。若对《评〈海罢〉》所涉肆意诬陷党内知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行为及其主要责任人进行批评与处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震动，无疑将远超《评〈海罢〉》一文发表所带来的影响。（《陈丕显回忆录》第50页）这会在知情者之间引发何等激烈的政治形势？

然而，形势的演变，极大地超出了中央一线的预期。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记》，第1403、1409页）

我向王光美请教道：“是否可以认为，正是彭真等人的坚定抵制，《评〈海罢〉》一文才促使毛泽东临时作出决定，将这场政治批判与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相结合？”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均曾采用“整风”这一表述。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罢〉》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罢〉》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回答多义。

“1966年，‘文革’为何会突然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文革’局面，正是由多种因素的交织与叠加所共同促成的。

除却“二月提纲”与《评〈海瑞罢官〉》的鲜明对立，更兼聂元梓大字报的崭露头角，以及工作组派驻的纷争不断。当然，阶级斗争的理论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基础。

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

“我所遭遇的种种，不妨与你细述。你当把握青春年华，深谙党史精髓，广泛涉猎各类资料，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探究。如此一来，你对我说及的这些往事，自能心领神会。”

在采访王光美女士的过程中，我得以接触到了一些颇具价值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理解某些关键问题具有显著意义。

彭真生前透露：

毛主席曾意图借助整风策略，以调和党内于意识形态、思想界及政治领域所显现的分歧。然而，最终却转而采纳了“文化大革命”的举措。

彭真曾言，关于此事的真相，他不得透露。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彭真也未揭开这个尘封的历史之谜。

胡乔木也说：

“若无此文”(引者注：《海罢》评)关于是否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尚存疑虑。自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问世，随后《人民日报》未予刊登，这不禁激起了他的情绪。在此之前，他的思想中并未萌生此类想法。（《胡乔木回忆录：缅怀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8页）

毛泽东曾于1966年夏表示：

“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逢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第1422页）

06

“文革”始于刘少奇出国时。

王光美沉思后说：

与彭真拟定“二月提纲”之际，1966年二月，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了一场部队文艺座谈会。座谈会的纪要及其名称，均由陈伯达进行修订。陈伯达，乃一才子也。（编者按：该《纪要》曾经过毛泽东同志以及陈伯达同志多次修订；而标题则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定）。

王光美说：

江青所提出的这份《纪要》，将整个国家文艺界全盘否定，声称自建国以来十六年，一直存在着一条主导专政的黑线。如今，必须坚决根除这条黑线，收复它所占据的一切阵地。这样一来，政治层面的问题，其严重性已远超昔日批判《海瑞罢官》之时。批判《海瑞罢官》之所以无法深入，正是由于黑线专政的束缚。

我补充道：

毛泽东曾就党性问题与彭真进行深入探讨，并在《纪要》中补充了一段旨在突破固有框架的论述。

“各阶级的杰出代表同样秉持着坚定的党性原则，且这种原则显得尤为坚韧”。毛泽东由此坚定决心，着手对“你们的所谓‘党’——假共产党”进行改造。（逄先知等编著：《毛泽东传》，第1415页）

王光美回忆道：

“随后，党内发布了《纪要》，并对彭真进行了严厉批评，形容其地位稳固，如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然而，“我们”那时已完成了出访任务。归国后，我阅读了一些简报，内容涉及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所构成的“反党集团”的批判。”

在少奇同志即将外出访问之际，毛泽东主席曾在杭州与少奇同志、周恩来总理以及彭真同志就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然而，在此次谈话中，并未对彭真同志的工作作出特别指示。

王光美回忆道，她曾陪伴刘少奇于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期间出访巴基斯坦及其他三国。然而，在这段期间，国内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刘少奇却一无所知。

在这段刘少奇出访的28天里，中国历史的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并非彭真曾用词汇“文化革命”)，被毛泽东首次提出。而刘那时是中央唯一敢于公开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函中央军委各位常委，恳请审议经“主席亲自三次审阅并修改”的《纪要》。“此件以军委名义行文”，此举彰显了动用军队力量的意图。）。

3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呈送《纪要》文件，提交给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进行审批。

3月28日至30日，毛先生对“二月提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果断地呼吁“地方起事，对抗中央”，并首次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泽东在《纪要》上作出批示：“审阅完毕，表示赞同。”

4月10日，《纪要》发布至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于沪上草拟并发布了启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至17日，毛对“五一六通知”进行了三次修订。（该“通知”以逐条犀利剖析“二月提纲”的独特手法展开论述）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

“二月提纲”模糊了界限，使得对吴晗以及其他众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难以区分。(在全国中央及其各级机关，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均存在这样一群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的批判”。

“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图谋篡夺政权”，必须立即“对这些分子进行肃清”。“如同赫鲁晓夫之流，他们正潜伏在我们身边”。

4月19日，刘少奇踏上了归国的土地。紧接着，在4月22日，毛泽东于已持续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直面刘少奇，发表了他的言论。吴晗，因其背后有势力支撑，故而“文革”势在必行。刘接受现状。（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第1406至1409页）

5月16日，在康生的严格监督下，刘少奇主持了一场仅在京约八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尚未全员出席；与会者阵容中亦包含部分非中委成员；在世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候补成员共计约一百六十位。）通过一种“半合法”的程序，文章勉强得以通过所谓的“五一六通知”。

即将丧失自由的彭真，在最后的时刻，急切地向刘、周二人提出请求，希望删去那一句暗指刘的“赫鲁晓夫……”相关内容，然而，这一愿望已然无法实现。彭真在“文革”结束后曾表示，彼时他即坚信“赫”并非指代个人，而是指代职位更为显赫之人。。

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也被拒绝(康生表示：“主席定稿，一字不可更改”——刘少奇随后语重心长地言道：“连一字一句也不容许修改，难道这不是独断专行的表现吗？……我先前曾想过稍作修改。然而现在大家的看法依旧是不改为宜，……那便维持原状吧。”（黄峥，《王光美访谈录》，页码395。田酉如，《彭真传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码288。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页码419。）

于是，刘少奇成为了“文革”首要攻击的目标，他自己揭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

王光美对我说：

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对于他在“文革”初期所遭遇的命运有着如此的认识，这主要源于“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他依旧以一线决策者的身份活跃于各个场合，一线机制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似乎依旧如常运作。刘少奇本人或许也认为，若将他正式定性为“错误路线”的“司令”，那么很难确保全国的稳定。

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公开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令少奇感到措手不及。那是一个毛、刘、周、朱等领导人依次排序的中央时代。主席在退居幕后之际，指定少奇担任领导核心。在少奇主持工作期间，重大决策依然需经主席批准。王光美对我说，少奇始终坚信，当他身处前线领导工作时，所作的决策与处理各种问题的方法，包括后来对“文革”动乱的抵制，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的稳定与繁荣，进而逐步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梦想。他坚信，主席应当能够理解这一点。

然而，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正如王光美所言，自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务实的发展路线后，紧接着他又进一步提出：“久‘左’转‘右’”（收录于《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页）毛刘裂痕加深。

步入“文革”前夕，各方之间关于观点与行为的分歧，已然演变为严重的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逄先知等编撰：《毛泽东传》卷，第1468页)

在党内，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流程始终缺乏明确的制度化条例。同时，中国也缺少一种有效机制，用以合法地制衡并合理地解决两种不同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